半岛体育全站半岛体育全站半岛体育全站年前最后一次出差是在重庆，这是一次拖沓已久的采访。时隔一年，再回到长江的上游，见到采访对象，依然是圆头笑脸的李一凡。

　　上个冬天，我到重庆找朋友，见到艺术家、导演李一凡，那是在一场书店的跨年活动。我后来才意识到自己当时的拿腔拿调。那股面对知识分子时的身份渴求，很难说是因为一个人到了陌生环境的不安，还是仅仅出于虚荣。

　　我也很快发现这实在没有必要，他显然不是那类温文儒雅的学者，也不是张扬得给人压迫感的艺术家。他全是大白话，偶尔对我那些塞满沉甸甸概念的句子一脸懵地抬头，“啊？”

　　就这么一年翻过。在赞美“附近”的保守时代里，58岁的李一凡依然过着大逛山的生活。这是他从1980年代读川美附中时开始的习惯，好奇什么，他就直接走进去看。过去一年里，我每次与他沟通采访，就会被更新一个地名。去年秋天我打算一起跟去陕西秦岭，是因觉得在他们拍摄纪录片时采访很好，他却以为我要来跟大家一起逛山。

　　在这一年的逛山里，李一凡也有重逢。1990年，他还在高校读书，精神上经历着意义崩溃，把自己丢进西南游荡，在一个村子见到山峰下河流闪动着妖媚的绿色，“好浪漫啊！”2023年，李一凡跟着年轻人拍纪录片时，竟然回到那个村子，三十多年后再拿着摄像机深入，他才知道那浪漫背后的代价是什么。

　　出差采访中，最好玩的往往是那些与稿子无关的小事。有次我们去他小学同学开的“何姐饭店”，看到店里的告示：“因本人精力有限，本餐馆每周一三五只营业半天。”何姐每年都给自己放两个月暑假，关门去打麻将。他补充道，“都是些嬉皮士。”

　　采写人物报道时，相应的周边采访很有意思。亲近的人对自己的洞悉和观察，有时报道对象也是从稿子里得知。采访李一凡的好友、画家杨述是在器空间美术馆，那天人越来越多，有驻留的艺术家、好几拨杨述的学生，最后大家一起做了顿晚饭。我到川美新校区采访李一凡的好友、川美同事李强时，李强讲起他们在学校做的那些开创性的事，越讲越激动，最后脱口而出：“我现在就可以含笑而去！”

　　这是李一凡的长江，尽兴的上游，在嬉皮士的飞地。他近几年被外界熟知是因为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作为艺术家做过几场重要的社会性艺术。他在创作中一直研究着现代性，关注着社会的剧烈变动及其代价。

　　但我约访的直接原因却是很个人的。在纪录片《淹没》中，我感到与自身的关联——他在2002年拍下了整个奉节老城被爆破的全过程。接下来，三峡工程调整了整条长江的脉搏。

　　过了湖北宜昌，长江进入中游，江水开始放缓，两岸变得开阔。当江水到了湖南洞庭湖和一条细小的支流边，就到了我的家。

　　我看《淹没》时感到亲切，看《杀马特我爱你》则是痛苦。杀马特就是我小时候过年见到的同龄亲戚，这些跟我一起长大的人，有的打工时被拐卖到了山里，再回家时牵着一个孩子、肚子里还有一个，有的一路考学留在了美国生活，更多人在外地做着艰辛的工作。在县城和农村长大的人能明白这种侥幸的心情：农村失地、县城拆建，许多人涌进大城市，有了第一代农民工和留守儿童，再有第二代农民工与杀马特，我只是侥幸。

　　离家越远，家乡的范围越是扩大，从老家县城顺着江水延展到洞庭湖和长江。家乡被记忆洗练得充分甜美，成了一个流动的梦境：这条支流从长江来，进入县城后穿过二桥一桥，顺着细堤蜿蜒到我家门前。晨曦中，沿岸的渔船和挂着早春风筝的树，还有堤上的人家，也随着江水一起醒来。

　　在外生活的十多年，这个梦境总在我需要时来临。在我去往陌生环境的时候半岛体育全站，孤独的时候，江水总是衷心地陪伴着。

　　禁渔之后，水面的渔船消失了，只有采砂船和货船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欧阳诗蕾

　　而实地的家乡，则在不断被吞没，乡村越来越像县城，县城越来越像城市，城市则向省会看齐。这些年每次回老家，我都看着新建设被更新的建设覆盖，眼前的一切似乎随时会被再次更替半岛体育全站。比起此刻的家乡，我情愿更相信自己的情感与记忆。

　　去年端午前后，我又到了江西鄱阳湖，那几天飘了毛毛雨，是我最熟悉的中游气息，温吞平实。端午那天，我又去找老渔民张丁元，他的大家族在团圆，灶台飘着柴火炒菜的香味，菜籽油在小雨的水气里格外好闻。2016年，我第一次到鄱阳湖出差，张丁元是村里唯一理会我的人。那时他还有一条船，两年前再见，他已经和所有长江渔民一起上岸，失去了大半生的身份。

　　两个湖有相似的命运，每次采访张丁元，我总想起我的姑爷爷，我的姑爷爷也是渔民，我从没问过他打鱼的事。小学时，我有半年被寄养在姑爷爷家，他的家也在江边。每天天还没亮，他和姑奶奶就去打鱼，我醒来时，他们已经在菜市场卖鱼了。姑爷爷家有两条船，顶楼是个佛堂，夏天傍晚他常带我下河坐船玩，那时我总是希望能沿着河去洞庭湖，再划进长江里。

　　这个端午，当张丁元再讲起告别船的失落，我决定去问姑爷爷。我从张丁元家出来，便给家人发信息，这才知道姑爷爷已经中风，不好讲话了。

　　过了鄱阳湖的入江口，长江就进入了下游。这一次，我乘船从鄱阳湖到了长江，在江西湖口，我在船上能清晰感受到两脉水流的力量变化，当船浪明显变大，就到长江了。我搭乘的是王第友的船，这些年他的船从木船变成铁皮船，最后这些船随着长江渔民上岸政策而全数上交。现在他换了身份，开巡湖快艇，观测江豚，找违规钓鱼的人。半个多世纪过去，他依然在湖边生活，大多时候都沉默，在家里如果和老婆吵架了，他就一个人去湖边站着。

　　王第友在鄱阳湖，对面的工厂所在地，原本是他长大的村子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欧阳诗蕾

　　这句话在我脑子里不断徘徊，我后来才慢慢明白，在我对长江的甜美感受的背后，是父母为我付出了生活的代价。实际上，我完全不了解他们在家乡具体经历的是什么。当我长大，一个人去外地求学工作，把生活的压力怪罪到大城市的高速和无情时，王第友们还是在湖边，没有任何可以怪罪的东西，最多在某一个外来人的不断追问下，说一声“孤独”。

　　那种沉默，那背后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方式，没有这样生活过的人很难理解。当我还是小孩时半岛体育全站，就从身边大人们的身上感觉到这种沉默，这是他们在记忆和情感深处对困苦与贫穷的了解，他们把自己交给这个严苛而不公的世界，像出于共同的道德信仰。他们把苦难消化成某种力量，再继续接应生活的愉悦与重担。

　　一年又一年，我总是在采访对象身上，靠近我亲人的生活。记者工作是安全的，不用交代自己是谁，如果和采访对象对换位置，我不知道自己能否经受住这种观察和打量。我不断询问陌生人，却一再避开我的亲人，去别人的故事里感受亲人所经历的生活。

　　现在，我依然不敢问家人，你的遗憾是什么？生命中无数次熄灭又亮起的是什么？我是我父母生命的支流。

　　2015年春天，我跟着实习单位出差到四川雅安，那时我将大学毕业，正忧心于未来，预感到将要与过去的生活分别，也预感到一种漂泊。出差时的一个清晨，我站在廊桥上一直看着桥下的江水，忽然得知了我和它的关系，这条江不断汇流到长江上游。江水越急我越安心，因为知道那是去往家的方向。

　　后来我去很多地方出差，只要城市有江，我都觉得亲切。如果城市就在长江的沿岸，我总会去江边看一看。这次在重庆，我一个人到江边站了很久，在夜里望着江水流去的方向，将过去的一切好好温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