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6日，在北京市大兴区举办的2024T-EDGE创新大会暨钛媒体财经年会上，著名青年历史学家、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教授施展发表了主题演讲，主要探讨了中国经济、世界经济以及中国企业出海的相关问题，尤其关注中国制造业超大规模性效应及其对全球的影响。

　　施展提出，中国制造业的规模和体量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使得中国能够满足全球的需求还有盈余。这种规模和体量导致中国自身发生很多变化，同时，也在世界其他地方带来非常多变化，让其他国家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甚至政治结构，都发生了一系列演化。

　　此外，施展认为，中国经济的失速，会对世界产生的影响，包括可能导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落，以及中国企业会加倍内卷，进一步压低利润率和成本，对其他国家的制造业造成压力。

　　而这些压力会反作用于中国，催生各种关税及非关税壁垒，挤压中国企业的生存空间，反倒迫使更多中国企业一定要出海，才有机会活下去。而以企业为载体，整个经济层面在新形态有更深一层的全球化。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有出海需求，但也面临很多挑战，包括需要适应异文化、异制度、异规则等差异化，以及知识供给出海的新需求。

　　很高兴今天可以和大家探讨这几年对于中国经济、世界经济，以及中国企业出海等方面相关的研究和思考。讨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以及讨论中国企业的出海，就我个人来说，关注过去可能没有出现过的变量，就是中国制造业超大规模性效应。

　　超大规模性效应到什么量级？从它的体量来说，中国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从产值来说占29%，但因为中国做的东西附加值不是很高，中国制造业在产量而言占全球约三分之一，当然我说的都是去年的数据，这就是前所未有的，这么大规模体量制造业的经济体，开足马力之后，能够满足全球的需求还有余。

　　以前历史上那么多国家崛起的时候，工业化过程当中似乎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状况，于是这就构成近代以来历史上一个新的变量，它使得我们观察世界经济，观察世界秩序的时候，因为前提变了，很多演化逻辑、演化路径可能也会改变。

　　中国制造业能够在二十一世纪初期快速大规模崛起，首先是因为世界经济的拉动。在冷战结束之后，很快，西方世界进入到创新经济的节奏，在创新经济的情况下，需要尽可能地把生产环节外包出来，才能提高创新效率，尽可能把生产环节都甩出来。因为各种各样历史机缘的耦合，中国就成为外包最大的承包方。

　　而且因为中国超大规模性，很快承包方把规模效应给释放出来，迅速成为世界工厂。而这样的过程，这个规模和体量导致中国自身发生很多变化，同时也在世界其它地方带来非常多变化。

　　以美国为例，它导致美国内部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甚至政治结构一系列的演化，当然欧洲也是同样。从美国角度来看，美国的经济仍然是从0到1的创新独步天下，可预见未来没有任何人能够替代美国从0到1的创新，主要是东西海岸实现的，东海岸有资本，西海岸有技术，完成从0到1的创新。

　　从0到1的创新在财富效应上单点突破能力特别强，但财富分配效应很差，除非完成从1到N的过程，通过大规模量产、商业化生产，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进来，更多的人能够卷入进来，才能够带来财富分类过程。

　　随着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期，中低端制造业向中国转移、外包，1到N的过程在中国实现。于是，美国东西海岸从0到1的创新仍然非常厉害，但是越发展越拉动中国实现1到N的过程，在中国带来财务分配效应，让中国社会财富获得普遍的增长，但美国中部地区因此塌陷。

　　过去，1到N在美国中部地区实现，现在变成铁锈带，东西海岸美国从整体宏观经济数据来看仍然好，但内部分配出现问题，东西海岸有可能发展的越来越好，和中部地区、铁锈地带经济上的有机关联被撕裂，经济关联的撕裂当然会转化为社会层面的撕裂。社会层面的撕裂会进一步传导为政治层面的撕裂。

　　我们看到自2016年以来这几次美国的大选，政治过程非常撕裂，这层撕裂一层层的往回追溯，因为中国的崛起导致全球经济结构的变化，进而社会结构的变化，是有这样的传导机制。

　　刚才是以美国为例，还有很多国家都会出现这样的失衡，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有这样大规模的崛起，会导致很多国家的失衡。

　　最近两三年看到因为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叠加在一起，导致中国经济在失速，而中国经济失速同样对世界产生很大的冲击半岛全站平台，仍然因为中国的超大规模性。

　　首先，中国经济失速，意味着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有可能会开始下落，大宗商品主要是靠中低端制造业提供需求。中国经济失速，提供大宗商品的国家经济可能会遭遇困境。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失速使得中国内部的需求开始不足，只能向海外寻求市场，过程当中，中国的企业会加倍的内卷，卷起来非常残酷半岛全站平台，会进一步的压低中国企业的利润率，以及进一步压低中国企业的成本，相应地西方国家仍然保有的制造业，会进一步面对中国的竞争，进一步的压力变大。

　　整个过程，全世界会进入到很残酷的内卷过程当中，中国超大规模的制造业体量，不管扩张还是收缩，都会引发全球性的影响力。

　　加倍的内卷导致更大规模的出口，最近几年中国出口顺差规模越来越大，这么大顺差是不可持续的，相应其他国家当然会以各种各样的办法对你进行反制，于是我们看到贸易战、地缘冲突等。

　　我们再回看历史，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美国和欧洲、日本也打过很多次贸易战，每次的贸易战都能够达到政策目标。2018年以来的贸易战，似乎结果离美国的政策目标很远，当然你可以说贸易战没有打完，但迄今为止已经6年。

　　原因和全球的政治空间、经济空间的相分离直接相关。分离是什么意思？我们看个有意思的数据对比，上世纪九十年代时，当时中国经济刚刚开始起步，各国全球贸易结构当中，70%以上是制成品贸易，不到30%是中间品贸易，意味着绝大部分产品是在单个国家内部完成生产，国和国之间是制成品贸易，这会儿如果有关税壁垒的话，被针对国家的产品真的是进不来，这是三十年前。

　　中美贸易战打起来那一年，数据正好反过来，70%以上都是中间品贸易，只剩下不到30%是制成品贸易，这意味着，绝大部分产品变成横跨多个国家完成生产。

　　过去，绝大部分产品是在单个国家内部完成生产，今天，绝大部分产品横跨多个国家完成生产，产品生产所发生的物理空间我称之为经济空间，不到30年的时间当中，经济空间发生很重要的变化，和政治空间不再重合，日益分离，而这种分离使得过去能够奏效的很多宏观经济政策有可能今天不奏效。

　　过去会起作半岛全站用的很多贸易政策、关税壁垒等在今天可能也不起作用，只要这两个空间是不重合的，在具体的经济贸易过程当中它有各种各样的办法绕开这些关税壁垒。其中表现之一，就是我们看到的中国企业、中国制造业大规模的出海。

　　这几年，我一直在关注和研究出海，我也到东南亚、中东、欧洲等跑很多国家调研，调研之后的感受是，目前中国企业出海的主要是组装环节，上游的供应链很少出去，并且在可预见未来，基本上出不去。

　　这里面有个很有意思的逻辑，假设上游的供应链也能出去，中国的供应链网络规模太大，没有任何的国家能够完整的承接下来，任何国家只能承接其中某个片段，两者的成本控制能力没有办法对比，效率也不同。

　　但咱们还是假设中国的供应链也都能转移出去，那么就会带来中国大规模的失业和大规模的破产，结果就是中国经济当中的劳动、土地、资本这些要素价格会大幅下跌。

　　我们现在看到，随着中国经济的失速，没有大规模的失业和破产，但是，要素价格已经跌的很厉害。供应链转入地的那些国家规模很小，转过去一点就吃撑了。如果供应链大量转过去，会导致要素价格大幅度上涨。

　　我在越南看到的是在胡志明周边的工业园区里面，地价已经和苏州差不多，这还是仅仅转了组装环节的情况下，如果整个供应链过去的话，地价就是没有办法想象的高。两边的要素价格一升一降，成本关系倒挂了，于是就会抑制进一步的转移过程。

　　在这种情况下，调研中看到的是，组装环节很多在出海，而供应链出去的，不能说没有，但主体没有出去，供应链只出去很小的一部分。最近几年，中国和世界之间的矛盾既包含经济层面，也包含观念层面，一旦进入到观念层面，会涉及到从安全层面的考虑，在这层面对成本上涨这件事的容忍度会大幅提升，采购对象要多元化，于是供应链在逻辑上来说也有可能转移出去。

　　但新的问题就是，转出去的这些制造业，谁来投资。转入地相对来说比较穷，投不起；西方国家，在今天这种高通胀高利率的情况下，投资实体经济非常不划算，也不会投；于是投资的大部分是出海的中国企业。

　　中国经济从存量来说，问题并不太大，虽然半岛全站我们看到有不少的企业破产，但毕竟总盘子很大，跟总量相比，破产的还是很少数。大部分的企业并不是破产，而是在非常痛苦的状态下挣扎。

　　为什么会挣扎？因为你的存量还可以，但是没有增量，也就是说没有人敢投资，没有人敢消费。存量的活力靠增量来拉动，没有增量的话，存量就没有活力了。如果有大规模出海的话，出海的组装环节会在海外对仍然留在国内的环节产生新的增量来源，对国内的环节形成更大的拉动。

　　出去的越多，对留在国内的这些部分拉动力越强，留在国内这部分才有呼吸的空间。出去的越多，还可以促进转入地经济的增长，当地又会对其它很多消费产生需求，扩大全球总需求，这对于中国经济当然是有好处的。

　　今天人们所关注的“去全球化”，在我看来是伪命题，因为前面讲到的经济空间和政治空间不融合，现在看到的去全球化，主要发生在政治层面。比如，WTO实际上已经瘫痪得差不多，很多国家在拉新的小群，这是去全球化的表现。

　　但是，我们仔细观察会注意到，在这些新的小群里面，总会有一些国家是同时跨的不止一个群，比如马来西亚、越南，是TTP国家，对TTP国家有自由贸易的条件，又是RCEP国家，对中国也有自由贸易关系，可以两边套利，这对它们来说肯定是很好的事情。

　　如果完全的WTO全球自由贸易的情况下，小国的这种套利机会不存在，对于它们来说，只能在相对不那么有利的位置。但看上去政治层面的逆全球化，反倒提供机会。这种两边可以套利的国家，我称为中介国，对于想出海的中国企业来说，这些中介国是很好的方向，到那边可以把各种各样的有利条件利用起来。

　　于是，我们会看到在政治层面去全球化，因为政治层面的去全球化，反倒迫使更多中国企业被迫一定要出海，才有机会活下去，以企业为载体，整个经济层面在新形态有更深一层的全球化。之所以能够这样，就在于前面聊到因为中国的超大规模性，它的演化过程导致全球政治和经济空间不重合，这种不重合使得贸易战的政策达不到目标，政治和经济走向两个完全不同的节奏。

　　在这个不同节奏之下，我们还可以看到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因为各种地缘冲突等一系列的问题，中国的影响力不断地被挤压回来，反倒使得中国企业家被迫出海。而出海的这些企业家，它又跟仍然留在国内的供应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没有对中国的挤压，有可能中国的企业家未必那么愿意出海，因为不愿意离开自己的舒适区，中国人的影响力反倒不出去，但是现在这种形势下必须出海，中国的影响力和中国企业家的影响力走向两个很不一样的节奏。一旦到这一步，有可能，在未来GDP的概念已经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GNP的概念。

　　相应的，在今天中国企业有越来越多的出海需求，在国内进行经营的时候，经济学、商学的知识大概差不多够用了，毕竟是在自己的文化圈里面，你在自己熟悉的制度环境里面。但是一旦出海之后，你需要适应异文化、异制度、异规则等等一系列差异化的东西，出海可能涉及到几个层面的适应性调整。

　　第一个在规则层面。国外不同的法律，不同的税率规则，不同的会计准则等，这些在规则层面有适应性的调整。

　　这些规则到底怎么执行，它的动力又来源于那些国家的制度，所以在规则层面的适应之上又有政治层面的适应性学习和调整。这不是经济学和商学的知识能够提供的，需要政治学、法学、国际政治等等的知识。

　　在政治层面，不同的国家外观上可能是同样的制度，但是运行逻辑是很不同的，原因就在于它们不同的文化，形成不同的目标，于是对这些文化层面的适应和调整而言，又需要有人类学、社会学等这些方面的知识，中国企业出海的过程，绝不仅仅是企业的出海过程，同时也伴随着知识供给出海的过程。

　　所以，理想状态下，中国的学界在中国出海的过程当中是不能缺席的，如果缺席的话，有可能中国企业出海会遇到很大的问题。相应的，对中国的学界在今天也提出了不一样的，更高的要求和标准。